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National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Arts (Weiwuying)

照片提供：空表演實驗場｜攝影：林峻永

文｜王昱程

身心障礙者在劇場創作、倡議文化平權，聽起來抱負遠大到有些不真實，一不小心就會落入「愛心公益」的單面言說，但在高雄紮實走過三年的空表演實驗場，從《我是一個正常人》首部曲的獨角演出，到號召障礙者參與連續一年的表演訓練，《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擴編至六位不同障礙別的表演者（邵麗萍、陳冠華、陳怡然、應萬年、黃郁清、謝筱君），編導團隊更由四位藝術家（何怡璉、陳宜君、許家鋒、張惠笙）合作，無障礙的排練空間也獲得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的創作支持。不僅如此，空表演實驗場今年每月舉辦「奇花異草系列工作坊／講座」，其中製作執行面的壓力或者創作的困難度都在短時間內全面升級。

以結果而論，《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有著即智的劇場佈署、鬆緊有緻的調度和表演者在場的專注能量。舞台空間由裝潢為防塵（或是影集常見分屍時為防血污噴濺）的養生膠帶所鋪設，塑膠材質，其體積無比輕便，讓燈光有機會折射，讓空氣流動發出嚓嚓聲響，同時寓含隔絕意味。而黑色的線條形構表演者的妝容延伸到身體，暗暗扣著障礙者的身體曾經被奇觀、娛樂地看待，甚至被擺置在怪胎秀（Freak Show）的歷史。

開場的編舞，是表演者陸續抵達舞台，游走，不時與觀眾對視，空間中瀰漫著音樂設計劉芳一或預錄或現場擬音，迴響著屬於輔具、地板、身體之間的摩擦，腳步聲或表演者駕駛電動輪椅現場發出的聲響。作為一個明眼人，視線經常迴避生活中與我相遇的障礙者，此刻我好像是第一次注視著拄拐杖行走一輕一重的韻律格式、腦性麻痺者的步態、不同的電動輪椅駕駛上半身有著完全不同的姿態、也有人直挺站立或趴坐在地上，同情心油然被喚起，卻又在定位後，他們與觀眾席定睛對視，回應了我的眼神，回應著由觀眾方席卷而去的同情注目，接著，五名表演者高聲嚎叫呼喊，身體聚攏並將聲音和能量灌向小天使（黃郁清），莫非在諧擬社會體制所加諸障礙者身上的眼光？抑或者一開場便明示著障礙者之間不完全和諧的關係？

這樣的開場足以讓人思索，究竟該怎麼理解障礙者的身份？畢竟，隨著社會現代化發展，障礙身份須透過醫療判定，除了外觀，我們認識障礙者的第一步也是醫療觀點，是需要被介入、被治療、被矯正，卻未能如其所是地看待個體之間的差異。當障礙者被分門別類、分等級來決定他們應當獲得多少社會福利支援的時候，社會常常忽略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處境，何況，每個人的自我認識和認同從來就不簡單，甚至障礙者之間相互接納的過程也存在著張力。

舞台上大蘋果，邵麗萍在舞台上比劃著如歌的手語，背後卻是「聽障者」與「聾人」之間被擺盪的認同：大蘋果在接受許家峰的Podcast節目《藝文視場》訪談[1]的時候，便分享了她先天全聾，從小接受口語矯正，懂得讀唇語，會說話，所以她就讀「聽覺世界」的學校，與「聽人」一起生活，但當她需要學習手語，請求「聾人」朋友協助的時候，卻遭拒斥，因為她是「會說話的人，是『聽障者』，不是『聾人』」。於是當我們在劇場裡聽她說話、看她打手語以及要求凍袂條（應萬年）拿下口罩好讓她讀唇語，或在右上舞台與小天使一同觀看場內所發生的事件，那些優雅而堅定、俏皮卻可靠的大姊形象或許就是大蘋果渴望在生活中恣意揮灑的溫暖。（後記：長期陪同許家峰走遍大小展演活動的藝術家江昱呈撰文提及障礙者取得資源、被社群接納的標準往往決定了他們的生存腳本，且「我是一個怎樣子的我往往是由他人定義而來。」[2]讓我在思索大蘋果對溝通的渴望，和所有表演者展現的樣貌的時候，都蒙上一抹寂寞的想像。）

或許我們可以從創作的過程去設想《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所標誌的意義，他們匯聚不同障礙別、不同年齡層和不同專業背景的障礙者，當中的磨合處境，透過舞台上再現排演過程，筱君和凍袂條的爭吵，讓創作團隊的內部緊張關係被閱讀；其實筱君所追求的美學高度，同時也是道德的，於是在這個張力裡頭，我漸漸地理解障礙者與劇場之間的複雜情愫。而如果我們相信劇場可以是療癒創傷、建構自我的過程，舞台上障礙者所展現的能量絕對足以被細細品讀。在陳冠華坐在電動輪椅衝撞助行器的獨舞裡頭，他好像認同自己是身體與現代電動輔具的拼裝體，擁有比直立人更快的速度和碾壓的力量，於是冠華忿怒地（一如凍袂條在一旁即時口述時所重複強調的情緒）衝撞向讓自己行動緩慢，顯得脆弱的助行器。又或者，當陳怡然將自己的身體從電動輪椅上推到地面，筱君拿出繃帶連結自己和怡然的手，又把怡然的腳連到電動輪椅，地板上的怡然運用軀幹的力量收縮、震動、翻滾，牽動拗折的四肢，使得繃帶纏繞上她的身體，一圈又一圈，繃直，甚至勒緊，甚至讓觀眾感覺到痛。

照片提供：空表演實驗場｜攝影：林峻永

還有一個觸動我的段落，是當小天使擁有舞台中心的時候，她維持著在整齣戲一貫的低矮身姿，頂著小丑般的妝容，闃黑的眼窩，瞪著觀眾，低沈地吼出「我是來自地獄的鬼娃」，她好像在告訴我開場被叫喊，又被擱置一旁，或者根本是生活中的遭遇，這些累積似乎把她推往幽闇之谷，她的奸邪，諷喻地應和著先前帶領觀眾一再墮入慣常想像的話語，關於奇蹟、勵志、排除、自由自在、願不願意交換、想不想要做愛、障礙者也能夠成為人人眼中的知識份子。而目前身為直立人、聽人和明眼人的我，如實地聽見障礙者訴說我們之間的差異，遭遇障礙者的挑釁、輕輕地逾越界線，讓我只能「禮貌回應」，也感受到身體發毛，難以動彈的緊張，也詩意地嫁接起我們之間共感的「不得不」處境。

於是障礙者在戲中一起撿起的槍，也許就是在言說中一反再反的戲耍，在翻攪劇場的形式、功能、意義與關係裡頭。尾聲突然進入歡騰之境，全體表演者透過一大片養生膠帶，在舞台上製造一個半透明戲棚，像是將觀眾隔絕於外的巨型氣泡，再一次把障礙者的身體與情感結團揉捏，打包收整，但膜內透出的光芒卻已經無法讓人忽視，無法忘懷。

照片提供：空表演實驗場｜攝影：林峻永

[1]《藝文視場》〈第56集 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 （上） 〉收聽網址

[2] 引自江昱呈〈我們一起的可能性－《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發表於Artalks，檢索網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