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武營本事
在追憶行動中形塑自我---羅伯∙勒帕吉給我們的啟示
"藝術就是一件發生過的事，通過我們殘缺記憶所敘述出來的過程。"——羅伯∙勒帕吉
文｜耿一偉
記憶中的魁北克，是羅伯∙勒帕吉創作靈感的來源。他在1995年拍攝的電影《告解室》(Le confessionnal)，在一開場的影像中，觀眾能見到類似他後來的劇場作品《887》舞台上的公寓。這部電影獲得有加拿大奧斯卡之稱的金尼獎（Genie Awards）十一提名，最後抱走最佳電影、最佳導演與藝術指導等三項大獎，而這是勒帕吉第一部電影作品。
2018年底《887》來衛武營演出時，觀眾會看到舞台上有一棟大型公寓模型，那是勒帕吉小時候住的地方。勒帕吉從訴說左鄰右舍的點滴故事中，讓我們見到他擅長從小歷史來暗喻大歷史的能力。勒帕吉說：「人們離現場最遙遠的記憶總是模糊不清，或者只能記住片段，因此這齣戲並非成人的念舊絮語，而是一堂前往青春期之前的記憶旅程。」
即使魁北克看似與世界歷史無大相連，但是勒帕吉成長的六、七零年代，魁北克正被分離運動的浪潮所席捲。臺灣人對這樣的歷史結構應該不陌生，說法語的魁北克在加拿大是弱勢，政經權力都被在西邊的英語區所掌控。為了打破這種殖民狀態，魁北克有些獨立運動的支持者，採取了更為激烈的抗議手段，甚至是炸彈行動，並在1970年魁北克解放陣線綁架副省長的十月事件中，達到最高峰。這些新聞事件，深深烙印在出生於1957年的勒帕吉記憶中。在他的作品，比如劇場作品《887》、《太田川的七條支流》(The Seven Streams of the River Ota,1994)、電影《無能無不能》(Nô, 1998)等，這些政治騷動都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勒帕吉喜歡從記憶中擷取素材，但他沒有打算要精確地重現記憶，而是創造性地進行改編。一部份原因，是來自他的父親的影響。勒帕吉的父親是計程車司機，也是個說故事大師，他經常載著觀光客遊覽魁北克，但是在導覽的時候，為了讓遊客加深印象，他會故意加油添醋。勒帕吉說：「我從這些故事中學到一個道理，那就是富於傳奇色彩的故事永遠比平鋪直敘的事實要引人入勝。」
勒帕吉許多作品都有著強烈的自傳色彩，這種自傳性主要是圍繞著他的家庭結構。他的父母在生他之前，在英國領養了一對兄妹，所以他們家是一個雙語家庭，既說英語又說法語。對他來說，這種雙語家庭，以及他對從事藝術工作的哥哥的複雜情感，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是加拿大這個國家的縮影。比如同時有劇場版與電影版的《在月球的彼端》（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2000/2003），是敘述一對兄弟的競爭情感，內容取材自勒帕吉的生命經驗，不過觀眾卻能從中，找到一種對加拿大政治狀態隱喻式解讀。勒帕吉發現，六零年代末在魁北克發生的政治動亂，在同一階段，全世界各地也出現了大規模的學生抗議或工人運動，所以加拿大以外的觀眾亦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共鳴。這就是為什麼，勒帕吉的作品往往看起來很在地，卻可以很國際的原因。不是越在地就一定越國際，而是這個在地的背後，在結構、情感或脈絡上，有著普世的共通性。如果沒有挖掘到這層共通性，在地就無法產生全球共鳴。
有的時候，即使故事地點不是發生在魁北克，勒帕吉的作品也會出現一位來自魁北克的主角，而他正處於追尋認同的過程當中，像是《安徒生計畫》（The Andersen Project, 2005）與《藍龍》（Le dragon bleu, 2008），都是類似的情況。只是觀眾往往會將這個認同危機，解讀成是某種魁北克的社會狀態。《庫維爾1975:青春浪潮》亦有著同樣效果，這齣戲表面上是在訴說青春期的自我認同，但是勒帕吉解釋道:「《庫維爾1975:青春浪潮》則是把時間設定在七零年代中期，那時剛好是我的青春期，當然這是一齣關於青春期的戲，但多少與真正的現實還是有點距離，與其說是關於我，還不如說，是關於我們在魁北克七零年代中期的那個世代。」
對勒帕吉來說，劇場是個雙重記憶之所，一方面演員必須透過記憶，透過演技讓故事得以再現。在表演過程中，永遠會有不精確、甚至創造性的即興演出，在不同的場次出現。這種記憶的不完美，如同勒帕吉喜歡在作品中追憶自己的過往，反而揭露了更大的真實，那就是對自我認同的創造。
這種透過藝術創作所進行的追憶行動，並非是在進行歷史研究，而是在呼喚”我們”的出現，一個認同相同經驗的群體的誕生。研究文化記憶的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揚∙阿斯曼（Jan Assmann）說:「記憶，即便是文化記憶，也是地方性，自我中心主義的，因特定群體及其價值觀而異。」勒帕吉的劇場作品，在全球各地引發了共鳴，雖然是基於個人化的追憶，最終卻讓這個世界對魁北克有更多理解，我相信這也是他的作品能對臺灣帶來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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