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武營本事
立足百年經典,眼下當代社會——身體與觀看《火鳥.春之祭》
攝影:陳健豪
文|王祖鵬/地下電影
上個世紀初,美好的黃金年代在歐洲奔放,尤以花都巴黎盛開了一朵朵名為藝術文化的花,無論是畫作、文學、音樂、舞蹈乃至於劇作,皆各自豔麗。
此時,由史特拉汶斯基作曲的芭蕾舞劇《火鳥》和《春之祭》分別於1910年、1913年在巴黎展演,擁有鮮明善與惡的《火鳥》、試圖顛覆傳統的《春之祭》——逐步被後世稱作標誌舞蹈和音樂史上的轉捩點,當然,也讓史特拉汶斯基的生涯再抹上了一層傳奇暈塗。
《春之祭》本就是藉以打破常規秩序的芭蕾舞劇,也因此,百年之後的當代社會再演繹之際,如何賦予這齣擁有反叛精神的作品另一層新意,成為一個必須思考的有趣路徑。
來自西班牙的編舞家伊凡・沛瑞茲的做法是,將《火鳥》、《春之祭》共同鏈結,幾乎是以《火鳥》作為序曲、《春之祭》視作主軸的方式一脈相承,形成所謂立足於經典的新舞作《火鳥.春之祭》。
而我認為,編舞家伊凡・沛瑞茲藉由舞作映照社會框架的能力是突出的,《火鳥.春之祭》是表述「關係」的縮影,而「關係」的正與反,就強化彰顯於《火鳥.春之祭》的「火鳥」以及「獻祭者」之中。
首先是身著黑衣的神秘火鳥,舞蹈家駱宜蔚在此展現了不墨守成規的獨舞狀態,而對我來說,真正有趣的是在「一二三木頭人」以及看似「鬼抓人」的童玩遊戲現形時,在這種一抓一放、你追我跑的互動間,就此體現出火鳥,乃至於群體之下的個體精神。
在此,編舞家伊凡・沛瑞茲幾乎帶著挑釁的意味,透過身體的展演,去逼近、去觀看霸凌以及被霸凌者的關係,當然,身體不單單僅能輻射情緒與表達,它更是一種政治和律法的「客體」再現——身體實際上也是一種體現社會結構的政治容器。
也因此,「動」這件事情就不單純僅是「動」,而是在這樣的狀態中,得以展現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從身體內在的能量出發審視,觀看乃至於社會外在逐步內化於個體肉身、精神的影響。
事實上,英國藝評家約翰・伯格於書籍《觀看的方式》提到「觀看先於言語」,在其論述中,藉由觀看,我們確定自己置身於周遭世界當中。我們用言語解釋這個世界,但言語永遠無法還原這個事實——世界包圍著我們。
在此簡短的陳詞論調中,可以視作某程度捨棄了言語的功能性,將「觀看」的動作置放於「言語」之前,而在漆黑的劇場空間之中,「觀看先於言語」恰恰正是最為根本的迫切問題。
於是乎,我們幾乎不需要言語,無需對話,只要回歸至人類身體透出的基礎/複雜情感,就能夠感受《火鳥.春之祭》展示這世界的幽微暴力性——無論是被霸凌的火鳥,乃至於《春之祭》當中的獻祭者,恰恰皆是在群體之下的個體,而顯得孤單、脆弱,但又同時強大。
是的,強大來自於舞者賦予的動能,「火鳥」駱宜蔚、「獻祭者」蘇冠穎的肢體與動作,雖非傳統芭蕾舞的諸多跳躍、旋轉、彎曲等等,但在寬19米的舞台上,兩名舞者展示了不卑不亢的樣態,這源自於平時訓練有素的傳統舞蹈動作,並轉化成恣意瀟灑的現代舞蹈語彙。
於是乎,我們似乎斷斷不能忽略身體在表演或是敘事時的重要性,當舞作圍繞著「動」與「身體」時,得以發現,當放大了身體感官,並產生動能時,它是一種與精神、內在情緒息息相關的橋樑,乃至於轉化爲某種工具,成為自我和世界共處的一種中介。
當身體展演來到了舞台上,現形於劇場時,「身體」的概念成為表演者與自己、表演者與自己與音樂、表演者與觀者彼此間的關係。
而且,就在「看」與「被看」同時存在之際,觀者與被觀者在某種目光交會中,不斷連續地勾勒彼此的符號意義,透過「觀看」體認「真實」,而這樣的視覺流動無需對白交談,甚至就是人類初始的體驗——「觀看先於言語」,先觀看、才辨識、才能體會,才有了傳統的言語,甚至是另一種非言語的對話。
於是,或許我們能說,「觀看」或「凝視」的舉動,讓人與人、人與空間、人與社會,雙方、三方乃至於多方,皆形成了某種互為主客體的對話進程,進而在這種觀看對話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能夠好好地觀看」,是理解舞作,乃至於自我與世界的重要渠道。
所以,《火鳥.春之祭》在這種觀看的過程當中,幾乎是以一種模仿、擬態的形式,讓觀眾終於洞見了人類社會的微型縮影,甚至是,在其中從《火鳥》到《春之祭》時,兩者間抽離音樂的過渡時期是重要的,這種不規則狀態的打鬧嘻戲,舞者散落成個體戶而後又群起相連,幾乎從中定調了兩支舞作以及編舞家伊凡・沛瑞茲哲思的關聯性。
在抽離音樂的空白過後,音樂似乎是一種制約式的開關,舞者的動作就開始逐漸同步,但在同步中又有相異,獻祭者在結尾又出現了與他者的慢拍,於是至此,《火鳥.春之祭》拋出的提問是,該怎麼確定自己和群體和社會的關係?
社會既有的秩序,在被觀看的空間中,遭到破壞與重組,《火鳥.春之祭》大聲疾呼的,其實是可視見的另一套現實——正反是並存的。
這體現在同時規則卻又同時不規則的舞蹈編排動作之中,當然,衣服布料也做到了畫龍點睛之意,從舞者們初始拋向空中的自由浪漫(場景讓人想起《雙面勞倫斯》),到舞者們最終加諸於「獻祭者」的束縛綑綁——服裝被同時賦予了正反兩面特質,正如同《火鳥.春之祭》,它是同時異化與同化的舞作。
最終,透過「火鳥」、「獻祭者」彼此的映照、互文,當「身體」成為一種可視的工具,「遊戲」變成一種顯而易見的秩序時,社會運行的法則、條律終於在身體強化的戲劇性中「被看見了」,這恰是坐在舞台前的觀眾們,用眼睛定調的事實,而這種事實,是透過藝術強化放大,至此才得以驚覺人類社會運作的齒輪。
於是乎,從上述脈絡檢視,《火鳥.春之祭》似乎對提問給了某種意義上的反思——這是從個體到群體,從自我對他者,從團體至社會,層層演進,不斷由小放大探尋「關係」的作品,而這是觀看舞蹈帶來的意義,從中建構出秩序,並崩毀於秩序——建構與崩毀、自我與他者、團體與社會、男與女、光與影、正與反,其實是息息相關,一體兩面。
當然,編舞家伊凡・沛瑞茲也就成功在這兩部作品,找到了連結性,同時鋒利——火鳥就是獻祭者,獻祭者就是火鳥,所以,將傳統舞者的性別置換,與百年之前拉開距離,以眼下當代社會,又有何不可?
最後,我確實認為,《火鳥.春之祭》從過往經典眺望當代社會,對性別、自我、異同提出叩問。編舞家伊凡・沛瑞茲在瘋狂慶典中保持了節制,冷靜挖掘人與群體的主客關係,不落俗套地妝點、拓展了自身舞蹈疆界。
節目資訊
5/4(六)14:30、5/5(日)14:30